以巴停火之後:以色列政府繼續打壓巴勒斯坦青年

為國際團結及社會主義出路而奮鬥!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

巴勒斯坦青年在以色列境內及西岸的「綠線」(1967年前邊界)兩側所發起的抗爭,加上加薩大屠殺和以色列境內的聲援抗議,讓巴勒斯坦的鎮壓問題受到國際矚目。但這問題並沒有隨著停火而消失,反而持續深化。現在以色列政府已經發起鎮壓行動,打擊參與上個月示威行動的巴勒斯坦青年們。

在這個月內,世界各地發生大規模的「災難日」(Nakba,巴勒斯坦災難日,亦指以色列國慶日,為5月15日)動員,並隨後舉行無數次自發性動員抗爭。這現象指出鎮壓巴勒斯坦的問題,再次成為激進化國際青年們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的青年們在這高度反抗時期,展現鮮明的國際反抗能力,正如之前在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時反對種族主義,性平運動時反對性別歧視那樣。

以色列政府轟炸加薩11天內,造成加薩當地最少248人死亡,其中包括66名孩童。超過1900名傷患要不無法聯繫醫院,要麼則遭遇當地醫院被炸毀的處境,接近2000棟的房子亦被摧毀。在這大屠殺的環境下,最少有12人,其中包括孩童也死於從加薩發動的火箭攻擊中,裡面也有巴勒斯坦人,猶太人及移民。

這個狀況亦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持續發生,且讓其更加惡化並助長國際示威及激進化。以色列有著國際上最高的新冠疫苗接種率,但在西岸及加薩地區卻幾乎還未開始疫苗接種。西岸的佔領以及對加薩的封鎖,導致失業、貧窮、悲劇、歧視狀況持續上演。如同對付反抗的巴勒斯坦青年們一樣,在近期的鎮壓中,以色列政府在東耶路撒冷和其他社區地毯式搜索,大規模逮捕參與反抗的巴勒斯坦青年。這是否能阻止反抗還是助長抗爭,仍在未知之數。

從四月的危機發展至現在,夾雜著許多峰迴路轉的變化,是對所有社會力量的考驗: 對以色列政權,對巴勒斯坦當局以及巴勒斯坦政治組織,除此之外也是對美國總統拜登的外交政策,以及在近期和以色列促成外交「正常化」的阿拉伯政權們之考驗。這將牽動區內的力量平衡,包括為了制衡伊朗政權及其盟友,逐漸形成的遜尼派阿拉伯獨裁政權和以色列的聯盟。這個狀況也對當地國際工人運動和國際青年運動造成極大的挑戰,比如ISA和我們的以色列/巴勒斯坦支部,皆會保持自己的原則並同時在行動中維持足夠的彈性。

政權挑釁導致青年反抗

造成巴勒斯坦青年們反抗的直接導火綫,是19戶巴勒斯坦家庭的迫遷,他們被迫從謝赫賈拉社區遷到耶路撒冷遠東郊區-是為一個所謂的東耶路撒冷「猶太化」政策-另外以色列政權又於齋戒月期間以警察挑釁並突襲阿克薩清真寺,封鎖大馬士革門。

這些挑釁行為無疑是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精心的政治算計。他因面臨各項貪腐訴訟,導致去年以色列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為此納坦雅胡試圖保住自己的政治生涯。在兩年共四次選舉中,納坦雅胡無法在國會(Knesset)組成多數聯合政府,他用盡所有手段強化極右派國會勢力並與其結盟,同時帶出「Abu Yair」口號 (Yair是納坦雅胡的長子,Abu Yair意指 Yair之父) 贏得阿拉伯-巴勒斯坦裔公民的選票,並引導出 Islamist Mansour Abbas (阿拉伯聯合黨) 對他的支持。

東耶路薩冷的挑釁行為是為了削弱反納坦雅胡陣營:Lapid和更右翼Bennet領導的「改變聯盟」,其中有所謂「左翼」的Meretz,以及工人和阿拉伯聯合黨的參與。但實際上「改變聯盟」的領袖們毫不掩飾地支持納坦雅胡對巴勒斯坦人的鎮壓,隨後也支持對加薩的戰爭,展現出資產階級替代方案的無恥面貌。

但這場危機的真正成因比納坦雅胡的算計更深遠: 精心策劃維持資本主義現狀,透過持續佔領西岸及併吞東耶路撒冷,配上以色列殖民區、加薩圍城、民族歧視、「分而治之」方法以及貧窮而成。在後川普時代這樣的維持現狀持續著,並拖延了以色列政府的政治危機,但他們遇上了勇敢反抗的新世代巴勒斯坦人,並準備面對以色列政權。

巴勒斯坦青年勢力發動了大規模抗爭,並取得了數個重要的勝利: 最高法院關於謝赫賈拉迫遷案子的聆訊被押後了,大馬士革門的封鎖也解除了,以及具挑釁意味濃厚的極右翼旗幟和遊行被叫停。基本上,這是第三次「巴人大起義」(Intifada),一個為了民族自由和對抗鎮壓、迫遷、貧窮和悲劇的起義。

從反抗到戰爭

巴勒斯坦青年們擺脫枷鎖,他們認為巴勒斯坦當局和法塔赫領導層軟弱無力,甚至常常配合以色列的佔領。他們認為巴勒斯坦的政治組織很軟弱,並要求Abbas辭職,尤其他在達成停火的過程中沒有任何角色,因此辭職的聲浪日漸增強。Abbas的對手Marwan Barghouti,一個從以色列牢裡釋放的獨立候選人,必然意識到了如此轉變。儘管如此,巴勒斯坦的選舉卻在這15年來第一次被無限期推遲。

儘管巴勒斯坦青年取得數個戰術上勝利,哈瑪斯領導層認為透過大規模行動、公民不服從以及抗議浪潮重傷以色列政權的想法是幼稚且徒勞的。他們雖然讚賞青年起義,但實際上不相信這些可以本質上改變力量平衡,更遑論這些行動缺少哈瑪斯的民兵參與。對以色列軍事側翼的最大問題是,儘管在青年高度反抗下,他們視大規模抗爭為次要現象,效力不及軍事火力。

哈瑪斯對抗爭的介入也是有其政治性考量。它因為遭到封鎖而承受了許多壓力,這些壓力無法有效處理。這導致基層的不滿情緒持續上升,影響到上層的團結。哈瑪斯深知和以色列軍事對抗將付出許多性命代價,但這是為了團結加薩而精算過後的賭局,並確保它為巴勒斯坦解放的領導,包括西岸地區及耶路撒冷。

某種程度上,當哈瑪斯一發動火箭攻擊時,它的政治目標就已達成。隨後的停火協議已被哈瑪斯定調為加薩和巴勒斯坦的勝利,綠色的哈瑪斯旗幟不僅在加薩和東耶路撒冷,甚至在有法塔赫堡壘之稱的拉馬拉四處飄揚。

巴勒斯坦的人民有權利為了解放和反鎮壓而奮鬥。這是其自衛權的展現,其中也包括軍事武力方法。但是從加薩發動的無差別火箭攻擊,給了以色列右翼政權機會,藉由所謂的防衛戰爭,加大對民眾抗爭的鎮壓。戰爭終究只是政治另一型態的延續。

毫無疑問,巴勒斯坦的民兵火力使以色列政權的「鐵穹」飛彈防禦系統名聲顏面掃地。它粉碎了以色列政權的幻想,粉碎以色列一直以來宣稱對當地有堅強且震懾的武力。在此同時,這次的對巴勒斯坦戰爭,已被「一面倒」的定調為國家恐怖主義,它已觸發許多海內外民衆的憤怒。

情勢已變

這次的戰爭和之前2014年的加薩戰爭有所不同。當時的大屠殺持續了51天,直到阿拉伯之春之後的反革命穩定了周邊阿拉伯國家才停止。但是這次的戰爭,大規模的示威立即在各地如突尼西亞、伊拉克和約旦等地爆發。並在2011年以來第一次,黎巴嫩和約旦的邊界也發生暫時性突破,巴勒斯坦的僑民連同位於黎巴嫩的民兵輸送火藥投射物至以色列支援當地抗爭。

在2000年初第二次反抗期間,並沒有發生巴勒斯坦在綠線兩側的起義。以色列政府現在正面臨四線抗爭: 加薩、西岸、東耶路薩冷併吞區,以及以色列境內所謂的混和城市街頭。以色列藉由強化阿拉伯獨裁政權之間的關係,孤立巴勒斯坦並折損其抗爭和國族解放的妄想已碎。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正常化」進度也確定延宕。但如果以色列對抗爭發動地面侵攻,仍有狀況倒退的風險。

另外三個事件上,美國總統拜登阻擋了中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暴力譴責案,且反對了法國的提案,儘管拜登因為這些事件面臨民主黨左翼和美國公眾的壓力(美國民眾視巴勒斯坦的狀況,如同黑人困境一般)。相對地,拜登毫不遲疑的表態道,以色列政權須無條件接受停火協議。這可歸功於國際聲援示威,尤其是 Nakaba 紀念日在當地的示威加強不少壓力於此。

內戰的元素

近年來以色列內部極右派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納坦雅胡親自與三個極右翼組織聯合為單一選舉名單,並動員大量的支持者策略上支持他們,以至於它們可以達到獲得席次的門檻,確保其成為納坦雅胡政權內的右翼組織。這樣的人為操作提升了它們在媒體上的曝光,促使它們當選並增加了自信心。這些極右翼甚至在各城鎮主導了一系列的暴力對抗和暴亂。

極右翼組織「猶太保衛同盟」(其支持者可稱作Kahanists)的暴徒們,其中包括武裝殖民者,在市區內全方位追殺巴勒斯坦人們。至於警方,雖然對巴勒斯坦人的抗爭殘酷鎮壓,但面對這些暴徒時,常常冷眼旁觀,任由這些暴徒公然執行私刑。在盧德,媒體捕捉到巴勒斯坦人被私刑槍擊,這些事件令人作噁。這些內容中亦有對巴勒斯坦人有組織的暴力,以及巴勒斯坦國族主義者攻擊並嘗試使用私刑。這令納坦雅胡能夠譴責「雙方」的暴力。

儘管如此,這樣的情況總的來說仍促成全國性的團結運動,全國的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拒絕成為彼此的敵人」的口號下對此做出回應。為對抗衝突,「超級巴士」的巴士駕駛們,在「工人力量」工會組織起來,他們放下工具並由以色列駕駛們護送巴勒斯坦同僚安全返家。在耶路撒冷,教師們宣布團結支持由巴勒斯坦學生發起的罷課。社工工會公開發表他們的聲明,稱自己代表「全以色列的社工,不論民族、地區及思想」。甚至右派的政治人物也受到壓力,開始口頭呼籲反對暴力,還有一些企業也嘗試增加曝光,也用了相似的說法。當然,這並不足以讓清晰的反戰和反佔領運動形成,頂多傳達了「和平共存」的訊息,但仍然是不可忽視的發展。

地方委員會和巴勒斯坦的罷工

雅法區內發生的挑釁,使這個歷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城鎮現已成為特拉維夫(以色列首都)的一區,且仍有大量的巴勒斯坦人住在此區,他們組建了「防禦委員會」以對抗槍械暴力和猶太保衛同盟。

接下來發展出對抗佔領、封鎖、歧視、貧窮和資本主義的抗爭將至關緊要,並在綠線的兩側形成更多的示威、更多的反抗、更多的公民不服從行動。這將需要組織、擴大以及民主化共同行動或者防禦委員會——這些已有部分存在於巴勒斯坦的社區中。

這不單是組織上的問題,還牽涉到民主討論及進一步方案發展。畢竟打敗以色列軍方是個徹頭徹尾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關乎到方案是否可以有效團結工人階級及青年,並在日常抗爭上對抗剝削及鎮壓。

特別的是巴勒斯坦人在5月18日的抗爭是個關鍵。這是在由下而上的壓力下,由「以色列阿拉伯人高級後續行動委員會(High Arab Follow-up Committee)」發起。該組織是在1982年貝魯特附近的薩布拉-夏蒂拉巴勒斯坦難民營發生大屠殺後成立的,集合以色列境內全巴勒斯坦人政黨的傘式組織。類似5月18日的抗爭已經不是第一次發起,後續行動委員會經常發起這類抗爭,但這次的動員規模超乎想像。

儘管在被迫害的威脅下,儘管很多地區將被列入黑名單,儘管已有約1500名巴勒斯坦人已被捕或被猶太保衛同盟從 facebook 頁面上搜出並被要求解散抗爭,在東耶路撒冷,在西岸,在戈蘭區的德魯茲村莊,以及很多以色列境內所謂的混和城市,抗爭星火燎原。

但這仍是活躍的抗爭,組織了抗爭糾察線,甚至某些地方已經築起路障。根據以色列《國土報》,這些抗爭說明了以色列需依賴巴勒斯坦工人,且這些工人的抗爭罷工已造成4000萬美元的損失。清潔人員工會的主席稱「少了他們我們沒辦法工作,他們是我們的一部分」。以色列的建築協會也指出,在65,000個巴勒斯坦建築工人中只有150人正在以色列境內工地工作。根據以色列交通部,有高達10%的公車駕駛並未出席。後續行動委員會預測至多半數的阿拉伯裔公眾,待在家中罷工。

這至少展示給部分猶太工人們,並使其理解到全工人團結。儘管 Histadrut (以色列主要的工會聯盟)領導層拒絕承認罷工,甚至呼籲碼頭工人抵制義大利籍船,以回應義大利利弗諾的馬頭工人拒絕把軍事裝備交給以色列。電力工人委員會甚至發起反動措施,刻意不恢復加薩的電力網。但仍有部分猶太工人宣布和他們的巴勒斯坦同僚團結對抗,清楚的展現出巴勒斯坦工人們的經濟影響力。

一場終極考驗

如此的危機情況亦是對革命政黨的終極考驗。革命政黨得抵抗情勢發展衍伸出的愛國主義壓力問題——這影響著抗爭者的士氣,讓人們拋棄階級鬥爭,轉向「民族團結」上,甚至被壓迫者要聯合反動勢力及資產階級勢力。還得抵抗針對鎮壓者的憎恨變成對壓迫民族的工人階級的憎恨之壓力。

我們時常得逆流而上,但在這個狀況下將會極度困難。我們得以一個精心設計的政治綱領、以敏感的方法、保持原則,持續投入政治工作,而將這個綱領在此同時轉化為一個堅實的行動,是非常巨大的挑戰。社會主義抗爭(ISA 以色列/巴勒斯坦支部)在綠線的兩側成功應對這項挑戰,這讓我們在今日處於更有利的位置。

當然,我們的綱領是建基在一系列的當下訴求上: 透過群眾動員結束戰爭,停止軍警鎮壓抗議者,停止攻擊平民,停止在阿克薩清真寺佈署維安人員,停止極右派挑釁,停止對謝赫賈拉的掠奪,以及停止東耶路撒冷對巴勒斯坦人的驅逐。我們把這些連結到結束以色列屯墾殖民政策的需求上,展現對所有戰爭受害者及全社區的團結,並呼籲結束加薩的圍城和封鎖,以及對當地人們的連坐罰。

我們強調,如果沒有反對佔領、貧窮及不平等、貪腐菁英的抗爭;以及缺少對全區健康照護、生活品質及福利的爭取,和平將遙不可及。我們呼籲工人和青年團結起來,在工作場所及校園團結反對民族主義的「分而治之」方案,反對極右派,以及反對爆發衝突。我們支持成立行動委員會,實行自衛權和民主組織決策以擴大抗爭。我們反對任何否決巴勒斯坦自決權的方案,支持獨立的社會主義巴勒斯坦在其東耶路撒冷首都,以及支持社會主義改變以色列和周遭地區。

我們綱領的演進

一個社會主義綱領必須回應既定事實。既然狀況正隨時改變,綱領也必得時常跟著具體訴求與時俱進。

在1948年,馬克思主義者曾反對以色列建國。畢竟這是猶太復國主義(錫安主義)者對「猶太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案,在巴勒斯坦內建立一個猶太家園,並同時排除巴勒斯坦人的權利。這樣的方案只有在暴力迫遷阿拉伯人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行。且不可避免地,這樣的猶太人政府為了其生存,將會過度軍事化並成為帝國主義機器。反猶太主義的罪行導致猶太復國主義罪行,一個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罪行。

阿拉伯統治菁英,在帝國主義作祟下意見分歧。他們私底下各自操盤局勢,對以色列僅維持口頭的譴責。直到1967年,以色列已站穩腳步並征服了西岸和耶路撒冷,以及周遭地區。這並不是個解決放案,這反而加深阿拉伯群眾的仇恨。我們的先驅組織在1967年寫道,只有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才有可能建立民主的阿拉伯聯邦,這包含了以色列自治區及所有其他少數民族的平等權,也包含了目前迫切需要的巴勒斯坦難民返鄉的權利。

在此同時,新的猶太世代已在以色列成長茁壯,以色列社會被階級撕裂,被歧視、失業、住房危機和貧窮毒害。「把猶太人推向大海」的反動思想毫無疑問是源自於軍事策略的,而它的存在只會更強化猶太人的猶太復國主義反動情緒。

在資本主義基礎上,雙方各自成立「半國家」政府和兩國方案只是烏托邦。以色列的統治階級完全不想讓巴勒斯坦人享有相同的權利,或讓巴勒斯坦人成立政府,成為以色列的附屬國,這樣的方案也無法替巴勒斯坦群眾解決持續性民族鎮迫、貧窮及失業的問題。何況以色列在西岸的殖民地擴張已使當地分散成數個飛地,粉碎巴勒斯坦人成立自己政府的希望。

如此情況下,只有群眾性民族和社會解放抗爭才是出路。巴勒斯坦青年們的起義及大罷工,展示了鬥爭擴及至1967年及1948年以巴邊界內全部巴勒斯坦社區的可能。這個運動能夠訴諸工人、青年,以及在以色列境內受壓迫的社區,並促進對以色列資本主義政府的抗爭,終結以色列政府的鎮壓、其「分而治之」政策以及對工人所造成的傷害和社會悲劇。終結佔領、歧視、貧窮、剝削及戰爭的唯一方法,是要建立一個定都於東耶路撒冷的社會主義巴勒斯坦政府,以及在以色列實現社會主義改變,並讓以色列成為中東社會主義邦聯一份子。在過去我們提倡耶路撒冷為兩國的共同首都,但是巴勒斯坦家庭迫遷、猶太殖民區的政治現況意味著這樣的提倡比過去更迫切,且需要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對等的狀態下成為這兩個國家的首都。

一個全區域的社會主義計劃將促使不同社區合作,將組織期望返鄉的巴勒斯坦人,以民主的方式重新討論邊界,這包括擴大巴勒斯坦的領土及拆除西岸殖民區。唯有這樣,地區的和平及繁榮才得以實現。